军事占领，政治压迫，文化奴役，经济掠夺，是帝国主义对外进行殖民统治的四大支柱。
日寇依靠武力侵占中国领土，也得依靠武力维持其在中国土地上的殖民统治。日军纠结李守信伪蒙军占领尚义后，即安排伪蒙军第二旅第二连150人驻防大青沟；随后伪蒙军第一师第二团在日本关东军的配合下进占南壕堑，并由团长陈生率3个骑兵连约400人留守南壕堑。由于日军在华北的战线越拉越长，兵力越显不足，常驻尚义的日军只有几十人的宪兵队。因此，日军只能在中国人身上做文章，就地取材，寻求代理人。
伪尚义县参照伪“满州国”的模式，由日本人担任各级顾问、参事官和指导官，掌控实权。然后通过收买汉奸走狗，扶持傀儡政权，“以汉治汉”，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
伪县公署由日本人大坪隆哉任顾问，委任谢仙洲为首任伪县长。伪公署内设民政、总务、警务三个科，科内又设若干股。各科均由日本人领衔任指导官，主持科务。农村行政划分为乡(镇)、村、甲、牌，十户为一牌，十牌为一甲，直统到户，并实行联保连坐制，一户出事，株连九家。乡(镇)长、村长、甲长、牌长，多为当地土豪劣绅财主恶霸乃至地痞流氓，为日伪政权充当走狗，欺压百姓。
为了弥补兵力不足，防止民众暴乱反抗，日伪政府组建了一支庞大的警察队伍。他们先后在大青沟镇和南壕堑镇设立两个伪警察署，各有署长一人，警察百人右右。警察署除有警察队之外，还有什么自卫团、挺身队、基干队等组织作为补充力量。下面每两个乡设一个警察分驻所，每个分驻所有警长一人，警察一人，自卫团三人。乡里还有乡丁(乡兵)，并在乡村收买了许多所谓联络员、情报员，从事特务活动，严密监视民情。
如此这般，日伪政权还觉得不強不稳不安全，后来伪县公署又增设了保安科，专门负责刑务、检查、审判等司法办案事项，用暴力強制手段造反者、抗日者、革命者。所以，刑事案件的原告多是军警宪特机关。为取得口供，施行板打、杠压、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无所不用其极，被老百姓讥讽为“听上原告，打死被告”，蒙受冤屈的无辜者数不胜数。尤其是对人、抗日人士，下手更为狠毒，执行极刑时还要摄制“大会”的照片，以炫耀武力，威吓群众。
日伪政府还强征劳工，修筑碉堡炮楼，在交通要塞、隘口设置关卡，日夜站岗放哨，百姓出入都要出示“良民证”，接受搜身检查。如果有人稍有不满情绪，就会被扣上“反日”、“反满”、“通共”等罪名，投入监狱，惨遭迫害。
这样就形成自上而下的统治网络，人民群众就象被禁锢在铁笼中一样，没有自由，任人宰割。日伪行政、军警、特务、汉奸、土豪、恶霸，沆瀣一气，相互勾结，层层盘剥，巧取豪夺。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于枪口屠刀之下，十分悲惨。
为了实现其长久占领、永续掠夺的狼子野心，日本军国主义将文化侵略作为侵华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文化渗透、奴化教育、思想演变、精神麻醉等手段，摧残民众的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为其武装侵略和经济掠夺服务。
日本军国主义是如何对尚义进行文化侵略、奴化教育的呢？一言难尽。让我们先从一个鲜为人知的日本人说起。
从前，有一个叫笹目恒雄的日本人，出身“富三代”，却对传承家业不感兴趣，一心想要“帮扶”蒙古民族脱贫翻身，自称是蒙古民族的同情者，极力鼓吹“日蒙亲善”。
1931年，笹目恒雄在东京创办了一个名叫“戴天义塾”的机构，专门从事蒙古族青少年教育。头两年先从内蒙古东部招收了30多名蒙古族青少年，经过培训后进入日本留学，颇有成就，并引起军方的关注。
1933年3月，在军方的支持下，“戴天义塾”升格为“日蒙协会”，由依田四郎少将出任理事长。同年11月，“日蒙协会”又改名为“善邻协会”，并获得财团法人的认可，经费有了保证。于是便开始进入内蒙古西部(首先是察哈尔盟和锡林郭勒盟)地区展开“对蒙文化工作”。
就在这一年，笹目恒雄化装成潜入苏尼特王府，会见了德王。经过一番交流，深得德王的赏识，被留在德王身边当顾问，并参与了德王的所谓“蒙古自治运动”。随后，“善邻协会”便派遣大批人员到锡盟和察盟地区选点建立支部，并配备了教师、医生、兽医、调查员、翻译人员等。他们先是办学校，开诊所，免费招收蒙族青少年上学，免费为当地牧民看病或给家畜治病，以此来笼络王公贵族和牧民之人心，宣传日蒙亲善，日蒙不分，为日后活动做铺垫。
同年10月，“善邻协会”在多伦开设了“内蒙支部”，全员20人，设支部长一人，前线指挥班长一人。该支部负责与东京本部及新京(长春)事务所的联络，统一指挥本地区其他支部或各工作站点的事业，保障物资补给。由此，善邻协会就在锡察地区形成了以多伦支部为中心，辐射其他各旗县的组织网络，开始了有组织有领导的“对蒙文化工作”。
然而，由于笹目恒雄的间谍活动遭到关东军特务机关机关长盛岛角房的忌惮，后来笹目恒雄被关东军逐出蒙区。1936年，不甘寂寞的笹目恒雄又装扮成蒙古，取名洛参心拜，持有班禅官发的护照，还雇佣了三个蒙古人作随从，配备了四支步枪和一支猎枪，从百灵庙出发又向西行。他自称此行的目标是：试图在有蒙古族居住的柴达木盆地建立“蒙古天国”。但是，当他到达西宁时，却被马步芳部队的士兵扣下投入监狱，其罪名是“非法携带”。由于无法忍受牢狱之苦，笹目恒雄不得不亮明其日本人身份。然后，又是给马步芳写信，又是向日军特务机关的朋友求救。经多方营救，终获释放。出狱后笹目恒雄曾向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提交了一份长达15万字的《自绥远省百灵庙至青海省西宁侦察报告书》，其特务身份与间谍行径暴露无遗。
虽然因日本特务机关的“内斗”，笹目恒雄被逐出了内蒙古西部地区，但是“善邻协会”却在锡盟和察盟地区落地立足，日渐发展起来，而且完全被军方掌控，成为日本在锡盟察盟地区进行文化侵略与奴化教育的重要棋子。特别是在德王筹建蒙古军政府和内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过程中，“善邻协会”便把一整套日本对华奴化教育的方针政策、教学内容、实施手段等，都揉入到蒙疆政府的施政纲领之中，得以在伪蒙疆辖区内名正言顺地推行，其危害之大不言而喻。
“善邻协会”虽然没有在尚义县设立支部，但在“善邻协会”多伦中心支部的指导下，在驻尚义日军的掌控下，日伪在尚义推行的文化教育的政策和行为，完全是“善邻协会”和蒙疆政府的那一套。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由于地处偏僻，日伪之前尚义的教育还是以传统的私塾或私立学校为主要办学方式，以国学为主要教学内容。到1934年，今属县域内有私塾22所，私立小学14所，公立小学30余所，中学仅有一所，即南壕堑私立养正中学。学校不仅数量少，而且时开时停很不稳定。其中私立学校多为外国教会开办，相对比较稳定。
日军占领尚义后，为了便于推行日式奴化教育，日伪政府便开始限制私塾，组建小学，由日军指定校长，指派汉奸文人和日本人一起编写教科书，甚至直接使用日本教科书，美其名曰“向日本学习知识，刷新封建陋习，为产业指导作出贡献”。就连教会学校设置课程和使用教材，也必须由日军审定。1942年，日军干脆把教会学校中的外籍教师全部驱逐出境，以维护其在学校中的独裁地位。
为了促进在伪政官吏中推广日语，1940年日伪开始在蒙疆地区实行“语学检定考试制度”。为此尚义日伪政府还在大青沟开设了一所“民众学校”，有教员3人，学生31人，专门培养高级汉奸人材。
二是鼓吹“中日亲善”、“日蒙不分”、“民族协和”、“同文同种”、“共存共荣”、“文功武治”、“武士道精神”、“王道乐土”、“大东亚圣战”、“大东亚共荣圈”等等，为日本长期占领中国、制造理论和舆论。
日伪政府要求学校每天早晨升日本国旗，強迫学生向东京方向作“日本天皇陛下遥拜”。要求老百姓饭前也要祈祷敬拜日本天皇，背诵伪满洲国的所谓《国民训》，唱日本歌，在任何场合遇到日本人都要鞠躬，称日本国为“大日本国”，称日军为“皇军”，使青少年产生恐日、崇日、媚日心理，进而培养“亲日”、“忠日”思想，妄图让中国人的后代从小就效忠皇军、效忠大日本。不许学校使用民国政府编写的课本，不许讲中国地理和历史，只能讲“天皇陛下”、“明治维新”之类的日本历史，企图让青少年忘记祖宗，忘记祖国，追随日本帝国。
日本“善邻协会”在关于教科书编纂的要求中就明确提出，反对蒙古族和回族学校用汉语教学，蒙汉回族学生都必须学习日语，其目的是“养成亲日的气氛，通过语言理解日本，养成对日本的信赖观念。”当时，在中小学校里，出操、集会，喊口令、呼口号，一律用日语。从小学四年级起开设日语课，而且是主课。上日语课时不许讲中国话。为了激励学生学习日语，还采取了一些奖励措施，如在每年的日语统考中，第一名奖励蒙疆币15元，日语成绩突出者可保送日本留学。
当时尚义境内居民主要有汉蒙回三个民族。日伪政府在強调亲日教育、日语教育之共性之外，又对各民族提出了不同的教学内容和要求，而且要求各民族之间不能互相学习语言。就连派遣赴日留学生也是区别对待，蒙古族优先，占70%以上。这看似分类指导，实则是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民族分裂，实行分而治之，以此来破坏民族团结，削弱抗日力量。
在日军的控制下，蒙疆政权在其教育方针中明确提出：“要排除在外蒙古实行的苏联的社会主义教育和在内蒙古实行的中华民国的教育，普及王道主义教育。”蒙疆政权在教科书编辑“要领”中提出：必须强调防共。在“善邻协会”举办的青少年养成所，让学生制作宣传画。在尚义养正中学和小学校中，日伪当局强令学生背诵伪察南政府炮制的“日察如一，铲除共党，民族协和，民生向上”等四项反动纲领。在社会上，日伪竭力丑化形象。他们在南壕堑闹市区绘画大幅漫画：一只猪身上骑着一只猫，用以丑化朱德和。他们宣传“青面獠牙”、“共产共妻”，妄图抵消的影响，削弱抗日力量，维护日伪统治。
日伪占领尚义后，強迫农民大量种植罂粟，一方面是为了征收烟税、收缴烟土、搜刮民财，一方面是为了诱使人们吸食大烟，毒害民众的身体，麻醉民众的精神。可谓一举两得，用心险恶。随着罂粟的种植，吸食大烟的人日益增多，男女老少皆有，甚至有全家成瘾吸毒的。据史料统计，日伪时期尚义县有烟民5390人。
大烟(即)含有大量和尼古丁，毒性很大，而且一旦吸食上瘾就不易戒除，使人体力日衰，精神萎靡，意志消退，甚至丧失生命。有的人因吸食大烟丧失劳动能力，沦为“讨吃鬼”、小偷、土匪；有的人为筹集毒资卖儿卖女卖老婆；有的人身心俱残不堪忍受，上吊、抹脖子，走上不归路。不知有多少人因吸食大烟倾家荡产，家破人亡。比如南哈路村农民赵万洪，全家5口人，有房2间，牛1头，牛车1辆，耕地60多亩。原本比较富裕，只因吸食大烟，很快就把房、地、牛、车全卖光，生话陷于极端贫困。
日伪政府表面上戒烟，实际上却是吸食大烟的暗中推手。经伪县公署批准，有人先后在大青沟和南壕堑开办烟馆7处。在农村也有人为了牟取暴利私开烟馆的。围绕烟馆全县约有350多个毒贩子为烟民提供烟源。遍布各地的“烟土组合”和大小烟馆，在达到毒害中国人目的的同时，也达到了搜刮财富的目的。
再说说日伪政府官办的俱乐部，其实那纯粹就是赌场，因为俱乐部的主要娱乐形式就是“押宝”赌钱。这样的俱乐部在南壕堑、大青沟、套里庄等大集镇和交通要道均有分布。俱乐部利益巨大，多由有权有势的土豪劣绅承包。为招徕生意，俱乐部经常雇用戏班搭台演出，以此引诱农民进城参与赌博。而参与赌博的人往往是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因赌博荒废事业，输光家产，甚至卖掉老婆孩子，导致家破人亡者，大有人在。
还有一害是妓院。为了消磨民众的意志，日伪政府扶持地痞流氓在城镇开设院。仅大青沟一地，在1938一1940年间就开设院3处。院廉价收买或逼迫良家女子充当，败坏社会风气，损害人民健康。因“逛窑子”染上梅毒等“花柳病”的人为数不少，甚至也有因此丧命的。而大把的收入都进入妓院老鸨腰包，日伪政府还能从中征收到不薄的税费。
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军事占领、政治压迫、文化奴役，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行经济掠夺，最大限度地从殖民地搜刮财富。
自战争以来，帝国之义強行输入，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大祸患。更令人发指的是日本帝国主义不仅向中国输入，而且在中国推广种植，让中国人自产自消自我毒化，他们却从中榨取民膏牟取暴利。
尚义县是从1937年开始种植罂粟的。日伪政府规定：凡有地百亩者，必须种罂粟十亩。以此类推，耕地越多种罂粟越多。起初收获全部上缴，后来为了鼓励农民多种，日伪政府又改变策略，以多种少征的办法给农民“让利”，因而种植面积逐年扩大。全县大约有一半以上的自然村、9000多户农民种植罂粟，种植面积达2万多亩，年产烟土20至30万两。据日伪1940年统计，仅县境北部地区罂粟种植面积就达2422亩，年产烟土20907两。到1943年至1945年间，罂粟种植面积连续稳定在4000亩左右。南部山区种植罂粟比北部地区更早更多，以杏园沟村为例，全村118户居民，672口人，经营耕地3386亩。1943年，全村共种植罂粟350亩，约占耕地的10%。村里30%的人都吸食烟土。村里还设有“俱乐部”，贩卖烟土的人员来往频繁。
为了強化罂粟种植和收缴工作，日伪政权还颁布了《管理令》，设立了“榷运总署”、“新民公司”、“土药公司”等机构，专门统管相关事宜，如指派专人丈量罂粟地亩、视察烟田、征收烟税、收缴烟土、贩运出售等。当时尚义县就在南壕堑、大青沟、套里庄下设了“新民公司土药组合”三处。每年征收烟税和烟土时，有警察、乡丁协办，暴力督催，完不成征收定额就拳打脚踢、鞭抽棒打,甚至放火烧屋，农民因此而致死致残者时有耳闻。
种植罂粟，征收烟土税，是当时日伪政府的一项主要财政收入，而倒卖烟土获取暴利则是他们更大更隐蔽的一项不义之财。“新民公司土药组合”以每两5圆的价格收购烟土，然后运往沿海大城市，以每两40圆的价格出售，暴利翻了好几番。
在日伪时期，农民除了交纳烟土税这一专项赋税之外，还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例如：地税，8.5圆/亩；地捐，15-20圆/亩；牛马骡驴牲口税，5圆/头；车牌税，大车15圆/年，小车7.5圆/年；养狗缴狗税，5.5圆/只；猫养缴猫税，5圆/只；人口则要缴人头税，1.3圆/人，另外还得按户缴纳户口税15圆，门牌捐3.5圆，连家里的锅也要收锅税，1圆/口；大烟灯税，每盏每月5圆；屠宰税，猪1.7圆/头，羊0.4圆/只；还有什么印花税、附加税、维持费、自卫保安费等等，最后连每户人家的衣物、房舍都被估价后收取估价税。真可谓搜肠刮肚巧立名目，无所不用其极。正如当时有人嘲讽的那样：“自古未闻屎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
据日伪1941年统计，各种税目有四五十种，平均每人负担20多圆，落在青壮年身上可达百圆以上。这还不包括強征劳工、征用车马等无尝劳役以及各种名目的捐献，比如以支持“大东亚圣战”为名，強令民众献纳铜铁，献金购买飞机；每逢天皇生日或日本节日，要求民众出资庆贺；经常为日伪军政征敛“慰问金”等等，不一而足。
日军在中国土地上的存在和运作，需要大量的物资和劳务。他们的通常作法是就地取材，就地征役，明火执仗，横征暴敛。简单地说就是用武力强制当地民众用自己的运输工具，把自已生产的粮草树木等物资无尝运送到日军指定地点，或者是连人带车一起抓去服劳役。而且，这种作法是随时随地随心所欲的，毫无约束，与抢劫别无二致，完全是一种强盗行径。这里略举几例：
1936年3月，有一天十几个鬼子进入侯达子沟，说是要寻找急需的木材。他们相中了村民张弘家的10多棵大树，即命张弘找人把树砍伐，并在村里找到三辆马车把修整好的木材拉走。临走时又说工地缺口粮，硬从张弘家搜出1300余斤粮食也装上车。等到把木材、粮食送到工地，张弘想跟鬼子要点钱，谁知刚开口就被鬼子打了两个嘴巴。好几个鬼子举着刀枪围上来呜哇乱叫。张弘一看不好，赶紧招呼另外两个村民赶上空车往回跑。
1937年9月的一天，一支日军途经石井乡东山村，一进村就挨家挨户搜寻粮食和草料，共收集粮食1000余斤，饲草3000余斤，而且強迫各户村民把饲草都铡碎装袋，用自家的牛车把粮食和饲草送到大青沟。整个过程由鬼子兵持枪监督、押运，村民们敢怒不敢言。
1943年秋季的一天，北泉梁村村民王永昌去卖粮，半道遇上一队日本鬼子。鬼子呜哩哇啦吼叫一顿，强迫王永昌赶上车跟他们走。王永昌不从，鬼子便把他摔倒在地，用枪威胁他不许动。王永昌眼睁睁地看着自家的一套马车和1000多斤粮食被鬼子抢走。
在日伪统治时期，类似这样的事情数不胜数，成为常态。至于说鬼子进村牵牛拉羊、宰猪抓鸡，更是顺手捎带，家常便饭。老乡们为了躲避日军伪军的强征暴敛，只能是把粮食等能隐藏的东西都隐藏起来，把牲畜都放到山里、河滩里，把马车、牛车都拆解，分散隐藏起来。只要看见鬼子来了，人也赶紧躲藏或转移，让鬼子什么也找不到。不过，如果一旦被鬼子抓住，或者谁敢抗征粮草不出劳役，那就会惨遭毒手，不死也得残。
遭遇更加悲惨的还有那些被日伪抓去开矿、筑路、构建军用设施的劳工。他们付出的绝不单单是无尝劳役，他们还失去了自由，被榨干了血汗，甚至是有去无回，被永久“失踪”。
1941一1942年间，日军在南壕堑镇瓦窑沟村北狼窝沟山上开采云母矿，強征附近村民300余人，实行封锁管理。四周有日军荷枪实弹巡逻看守，还雇佣二号村的阎二等一帮人当工头和大小把头，手持镐把巡视监工，劳工们经常遭受打骂。劳工们吃的是猪狗食，干的是牛马活，劳动时间长、強度大，累倒了或者动作稍慢，就被责骂是“磨洋工”，被痛打一顿后还得继续干活。数九寒天，劳工们饥寒交迫，得病者甚多，不但得不到治疗，而且还得带病出工。如果病重不能干活，就被说成是传染病，人还没咽气就被拖出去扔在山沟里。
1941年，日军因军事需要抢修杨哈(即张北杨朋庄至尚义南壕堑哈拉沟村)公路。工程由日军指导官牵牛耕三郎负责施工，劳工从张北和尚义两县征集。据统计，仅从尚义县境内強征劳工就达2800多人次。南壕堑镇沙卜窑村的童义和与王守和，当时还都是十几岁的男孩，就被抓去做劳工，参加修建杨哈公路的鸳鸯河大桥。虽然工地就在本村附近，但是不许他们回家吃饭住宿。就象进了集中营一样，白天干十几个钟头的重体力活儿，夜晚几十个劳工挤在一间小土屋里睡觉。屋里老鼠、跳蚤、臭虫奇多，好多人因过度劳累或突发疾病死在工地。有一次，王守和因饥饿无力，干活稍慢一点，就被鬼子抡起铁锹砍在其左肩上，血流如注，留下一道刻骨铭心的伤疤。
1939年一1945年期间，日军为了长期占领中国和预防苏联南下进攻，在张家口以北30公里的野狐岭要隘黑风口两侧，构筑了600多里点线结合、固若金汤的钢骨水泥工事。其劳工主要来源，一是日军在“扫荡”中从我抗日根据地抓来的六千多劳工；二是从张家口周边的怀安、万全、崇礼、张北、尚义、沽源、康保乃至绥远等地，每年每县强征数百名民工。在这六年期间，尚义有多少人被抓去当劳工，已无法统计，估计至少有两千人。
这些人的遭遇比为鬼子开矿、修路的劳工更为惨烈。因为他们参与的是日军的机密工程，除了生存条件恶劣、劳役繁重、伤亡率更高之外，他们往往是一到工地就是进了阎王殿，能生还者甚少。日军为了保守军事秘密，掩盖自己的罪行，每完成一段工程就处理一批人。除了少数年轻力壮还有利用价值的人被送往“满洲国”或日本国继续当劳工之外，凡是接触工程关键机密的人，一律送到731部队成为细菌实验的活体动物，剩余无利用价值的劳工被就地“处理”。起初是公开杀害，企图杀一儆百，恐吓心存不满企图逃跑者。鬼子把要“处理”的民工扒光衣服，悬梁高吊，皮鞭抽打，灌辣椒水，铁丝串胛骨，狼狗叼阴囊，直至折磨到断气。有时要“处理”的人多，就用铁丝将手脚捆绑，扔下数十米深渊，必死无疑。
然而鬼子的凶残并没有吓倒陷入绝境的劳工，反而更激起了劳工们的义愤和反抗，白天消极怠工、夜晚设法潜逃者越来越多。后来日军改公开“处理”为秘密杀害，而且想出了一个惨无人道、惨绝人寰的集体屠杀的损招。
在野狐岭北面的张北草原上，有一个名叫安固里淖的内陆湖。安固里淖有水面积达九万多亩，水深三米多。这里夏季蓝天白云，绿草碧水，水鸟嬉戏，渔船繁忙；冬季则寒风凛冽，白雪皑皑，湖面厚厚的结冰能承受数吨载重汽车的碾压。
从1940年开始，日军每年冬天都要把野狐岭工地上需要秘密“处理”的劳工用汽车拉到安固里淖，从事先凿开的冰窟窿将被捆绑的劳工推进湖水里。而且这一行动完全由日本人亲自操作，汉奸只有警长以上人员为其在外围站岗放哨。日寇满以为这样就可以杀人灭口不留痕迹，但到次年春天水暖冰融时，人们看到湖面上漂浮着许多尸体和衣物，终使日寇这种秘密杀人的罪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日寇这种惨无人道、惨绝人寰的罪恶行径，每年进行数次，每次少者一两汽车，多则数车不等。1943年冬到1944年春，日寇杀害劳工的罪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在安固里淖冰面上架设了十多个帐篷，行动持续了数十日。仅从黑风口东山工地拉到安固里淖的所谓政治犯就有200多人。这些人在被杀害之前，日军还要在他们身上做各钟实验，比如先将人关在帐篷里，身着单衣甚或裸体，试验多长时间人可被冻僵，然后如何能使其再恢复过来。真是丧尽天良，令人发指。
最惨烈的一幕发生在1944年春天。因为这次冬春季节日寇在安固里淖杀人最多，所以冰消雪化后，湖面上浮起一层尸体，湖水变成红色。老鹰聚来啄食尸体，甚至把尸体的内脏叼挂在树上。被湖水冲到岸边的尸体，被野狗拖上岸到处跑，狼群争食尸体发出嗷嗷的嚎叫声……此情此景恐怖至极，日寇罪行罄竹难书。
据有关方面调查估算，日军在修筑野狐岭军事工程的七年间，杀害我同胞约有3000人左右，其中就有从尚义抓去的劳工200人左右。
日军曾自诩他们在野狐岭等东北和华北关口要塞修筑的14处大型筑垒工事，是他们在中国的马其诺防线。然而，这道用中国劳工血汗和生命凝结成的防线，也未能挽救其失败和灭亡的可耻下场。
3、实行经济封锁和垄断贸易，推行物资配给，控制民生命脉，压榨民膏民脂，以实现其“以战养战”之目的。
众所周知，民生物资也是军需物资。特别是粮食，军民皆以食为天，谁也离不开粮食。但军粮必须从民间获取。所以，日军千方百计从被占领地民间掠取粮食等生活必需物资，以满足日军作战需求。这就叫做“以战养战”。日军为了最大限度地掠夺军需物资，自1941年起，对蒙疆地区县城以上城镇的生活必需品均实行配给制，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城乡的经济命脉，压榨民膏民脂，以保证军需。
首先，日伪政府采取派购派销加田赋的手段，将广大农村的粮油等农产品集中收敛到日本人开设的“三菱洋行”、“三井洋行”和“大蒙公司”，并代为收储，以供侵华日军使用。日伪政府的所谓“派购派销”，其实就是強迫买卖、垄断贸易。1939年以后，伪蒙疆政府先后颁布《粮谷管理令》和《主要食料品搬出取缔令》，采用各种伪组织強令农民粮谷“集荷”，以极为低廉的价格強行收购农产品。或是用不平等的以物易物方式换取农民的农产品。比如“尚义县大蒙公司”就是采取付一部分现款、付一部分实物的方式进行交易的。折付的物品均为老百姓必需的生活用品，如棉布、白麻、食糖、火柴、纸烟等，但折价很高；而农民的农副产品价格却压得很低。农民用一石小麦只能换一匹土布；一斗莜麦只能换一块皮烟；农民明知吃亏也不得不要，只能忍气吞声蒙受“大蒙公司”的盘剥。
更令人气愤的是农民吃饭都要受限制，日伪政府严禁农民食用大米白面，吃了就是“犯罪”，就是“经济犯”。大米白面只能归日军和驻地的日本人食用。而本地的城镇居民吃的是配给制粮食。日伪政府指定几家面铺将大豆、豌豆、荞麦、豆饼、树皮等加工成“杂合面”，每人每天只供给8两。
1940年，“谷物统制委员会尚义分会”成立，专门主持谷物管理分配及物价评定等事宜。后又改称“物资对策委员会”，管理的物资及物价范围随之也扩大，日常生活用品均包括其中。为了办理生活用品的配给，县内城乡还组织起多种“合作社”，如“盐业组合”就是其中之一。“合作社”总社设立在县城，在乡下设有若干分社。凡入社的社员可亨受以小麦、羊毛等农副产品换取煤油、食盐、食糖等生活用品的权利。但由于物资不足，刚开始时，布匹、粮油、食盐、食糖、煤油、火柴等生活必需品均按户核计，由伪乡镇公所按月填发“配给票”，然后凭票购买。其中食盐、煤油、糖类为官商专卖物品，民商不得贩卖。后来随着城乡生产力的破坏，物资奇缺，物价飞涨，实际能到百姓手中的生活必需品越来越少，人民生活陷入饥寒交迫之中。在农村，有些人家炕上没有炕席，没有被褥，全家老小只有几件破衣服，还得出门时轮着穿。过去小说或电影中描述的那种“赤身”、“光腚”、蓬头垢面，一家人只有一条裤子，讨吃要饭还得论流出去的情景，绝非虚构，那是日伪时期沦陷区人民生活的线、调查资源，強征物资，千方百计搜刮当地财富。
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经济掠夺，绝不会仅仅满足于搜刮军需物资“以战养战”，霸占中国的一切资源和物资，把中国的财富统统变为日本的财富，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
日本觊觎中国的丰富资源由来已久。自“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就派遣大批特工人员往来于察北地区，一面搜集军事情报，一面调查探测此地的地上地下资源。尚义县红土梁一带的煤炭资源，就曾多次被日本人秘密调查。《秦土协定》之后，日本人更加有恃无恐，变遮遮掩掩为大模大样，公开插手察北地区的资源探测与开发，采用各种手段巧取豪夺，明目张胆地把当地的物资占为己有，运回日本。
为了降低成本，获取最大的利益，日寇对他们要掠夺的物资全部实行所谓的“统制”，说白了就是垄断。日伪政府规定，各种牲畜和畜产品都直接由大蒙、三菱等日伪几大公司垄断经营，他人不得染指。违者轻则罚款、监禁，重则判刑坐牢。在收购牲畜和畜产品时，先公布“公定价格”，再分配收购的品种和数量，限期完成。有资料显示，1944年日伪几大公司收购时，牛羊的“公定价格”为5圆/公斤，而当时的市场价格是20圆/公斤；马的“公定价格”是800圆/匹，而市场价格是2000圆/匹；差价非常悬殊。还有白棉布的“公定价格”是120圆/尺，布鞋50圆/双，茶叶40圆/斤等，均远低于市场价格。尚义坝上地区盛产亚麻，且品质上乘，是制作军工纤维重要原料。自然也被列入“统制”物资，強制收购运往日本。就连南壕堑有名的民间小吃“花”，日本人也垂涎三尺，大量征收，漂洋过海，运回老窝，供天皇及其子民尝鲜。真是贪得无厌，寡廉鲜耻。
1936年，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后，根据日本关东军参谋部的建议，同伪满洲国缔结了以“共同防共、军事同盟、互派代表、经济提携”为内容的《满蒙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双方互派常驻代表，建立了所谓的“外交关系”。同时，伪满银行在化德设立办事处并发行伪满币。从此伪满洲国的货币开始在“蒙疆”地区流行。
1937年8月，张家口沦陷后，日寇很快就在张家口另设了一套垄断性的金融机构，成立了察南银行。原中国、交通、中央、中南等银行以及察哈尔省商业钱局发行的纸币一律停止使用，限期兑换伪察南银行的临时纸币。同时还从伪满运来满洲“中央银行”发行的硬辅币，作为市场调节使用。不久日本横滨正金银行来张开设支行，日本的辅币和壹元以上纸币(俗称老头票)也一度在市场上流行。
蒙疆银行由日本人山田茂二担任副总裁，是日本帝国主义直接操纵和垄断蒙疆地区金融和经济命脉的工具。先后共发行“蒙疆币”35亿余圆，主要流通于蒙疆地区(包括内蒙古中西部和原察哈尔省、山西省北部)。蒙疆伪币发行之初，依附于日元。发行前蒙疆政府颁布了通货取缔令，施行外汇贸易管理，规定石炭、金属等37种矿物和皮毛、油料、棉花及纺织品等输出时，须经蒙疆政府许可，并须将所得外汇结集于蒙疆银行。这样一来，日伪依靠蒙疆银行就控制了包括尚义在内的整个蒙疆地区的经济命脉，为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提供了条件。
作者简介：韩崇理，曾用名韩存礼，男，汉族。1943年9月出生于河北省尚义县炕塄村。1957年一1960年在南壕堑初级中学读书;1960年-1963年，考入商都师范学校;1963年一1968年，考取内师大中文系深造；1968年一1984年，先后在多伦县一中、二中任教;1984年-1989年，任多伦县教育局副局长、局长；1989年一1996年，任多伦县委任组织部长、县委副书记；1996年一1999年，任多伦县人大副主任；1999年2003年，任多伦县政协调研员；2003年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