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民将星闪耀的天幕上，有9位开国的“独臂将军”。他们都可以称为共和国顶天立地的英雄。彭绍辉上将以被亲切地称为“真老乡”而独列其中。
彭绍辉是我军参加过红军三个方面军长征的为数不多的高级将领，曾两次担任副总参谋长，并以残病之躯经受了“文革”的艰难岁月。特殊经历熔铸了他坚强的品格，血色征程上回荡着他传奇的人生。
1906年9月6日，彭绍辉出生在湖南湘潭韶山瓦子坪。瓦子坪村离的家乡韶山冲只有8公里。1927年1月，当地考验查证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的农动情况，写出了那篇著名的《湖南农动考察报告》。谁也不会想到，彭绍辉竟是被调查过的对象之一。那时，彭绍辉21岁。到瓦子坪时，彭绍辉刚从水田里犁地回村。当时问他这么冷的天为什么光着脚，有没有参加农民协会，要不要实行“共产”。彭绍辉回答说：“我们家一无所有，共一下产也好。”
还询问了农民协会的情况，彭绍辉自豪地告诉：“我家有兄弟五人，二哥、三哥和我都参加了农民自卫军，四哥还是乡农民协会委员长哩！”很欣赏彭家兄弟，特别是对彭绍辉更是赞赏有加，他高兴地说：“想不到你们还是革命家庭呀！有你们这样的革命兄弟，中国的革命就大有希望了。”接着，又向彭绍辉宣传农民起来推翻旧社会的道理。亲切的话语，在彭绍辉的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从此彭绍辉的革命积极性更高了，、张贴标语、斗争地主，从不落后。
1927年5月21日，长沙发生了“马日事变”，农会被解散，反动派到处捉“暴徒”。参加农民协会和农民赤卫军的彭家只好东躲西藏，彭绍辉决定离家出走，到韶山冲去找赫赫有名的“毛委员”。当时，相当厉害，四处抓人。有人告诉他，他找的那个人去了武汉。彭绍辉举目无亲，又累又饿，正在苦恼之际，他看见不远处竖着一面大旗，许多年轻人围在那里。彭绍辉挤进去一看，原来是国民革命军在招募新兵。彭绍辉想，管他是什么兵，先当上再说，将来有机会再去找。就这样，他成了一名士兵。彭绍辉当兵后，被编到国民革命军第35军1师1团3营12连。
彭绍辉在训练中吃苦耐劳，表现优异，被担任团长的彭德怀看在眼里。1928年5月，已经在团里建立了支部的彭德怀，在团里办起了随营军事政治学校，彭绍辉被调进学校学习。7月22日，彭德怀宣布：“我们起义了！今后不再为军阀卖命！”将部队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彭绍辉这才感到，自己找寻了多年的革命道路，已经铺展在面前了。
平江起义后，原1、2、3营改编为红5军1、4、7团，转战于修水、铜鼓一带。这时，湖南省委发来指示，要他们避开敌人，与朱德、联络。彭德怀遂决定率红5军1、3纵队向井冈山进发，第2纵队和纵队长黄公略则留在平江、浏阳一带，开展游击战争。1928年9月的一天晚上，一户农家的茅棚里，彭绍辉在一盏油灯下举起了拳头，由黄公略介绍加入了中国。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已经是党的人了，我这一生都要跟党走，为党工作。”
1930年8月，红一、三军团召开联席会议，成立总前委，任总前委书记兼方面军总政委，朱德任方面军总司令，彭德怀和滕代远分别为副总司令和副总政委。按照中央的意图，决定再打长沙。让红5军第1师第1团团长彭绍辉担任攻击长沙东南郊乌梅岭的任务。
敌人的防御工事层层相连，阵地前还铺设了一道电网。部队连连发起攻击，都未得手。夜幕降临时，雨如瓢泼，进攻更困难。彭绍辉让部队找来些木板搭在电网上，然而木板一湿，非但不绝缘，反而漏电，把冲上去的战士手脚都烧焦了。正着急时，传来彭总命令，让找些牛来，搞个“火牛阵”。很快，几十头牛被赶到了阵前，彭绍辉让战士们在牛的犄角上绑上尖刀，尾巴捆上浇了煤油的棉花。尾巴被点着的牛群疯了一样向前冲去。只是这一着也没有奏效，那些牛到了电网前，不是被敌人炸死，便是触电后掉头狂奔，电网没有冲破，反而乱了自己的阵脚。
部队在长沙城下和敌军对峙了一个多月也没能打下来。的夫人杨开慧反而被害。
1933年2月，陈诚指挥中路军12个师，分3个纵队向广昌进发。第四次“围剿”与反“围剿”由此拉开序幕。担任红1师师长的彭绍辉奉命率部随军团赶至北面作战，连克宜黄、乐安两县后，配合主力围攻南丰县城。因守敌顽强抵抗，久攻不下，陈诚援兵又至，彭德怀遂下令撤出南丰，诱敌至宜黄南部的黄陂一带伏击敌人。敌人果然上当，跟进到黄陂、大龙坪。红三军团立即发起猛攻，彭绍辉率1师激战一天一夜，歼敌一个旅，缴获1400余支，俘敌2000多人。遭到重创的陈诚重新调集了6个师的兵力，分两路再扑广昌。彭德怀要红1师担任草台岗的主攻任务，抢占霹雳山，有效阻击敌人，以保证军团和方面军主力全歼敌军。
◆彭绍辉荣获的二等红星奖章，编号第35号，现陈列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彭绍辉率部星夜赶至霹雳山下，然而，敌人已经抢在前面占据了主峰及主峰下的两个山头，控制了有利地形。彭德怀得知大怒，在电话中对彭绍辉吼道：“拿不下霹雳山，我拿你是问！”彭绍辉扔下电话即作出战斗部署，并且下定决心：“不拿下这个制高点，我就不下山来！”霹雳山地势险峻，两军猛烈对射，相持不下。直至中午，我军才占领这个山头。当敌人向山下溃败的时候，彭绍辉在敌人丢弃的满山遍野的枪弹之中，拾起一支步枪，奋不顾身地同战士们一起冲下去。刚冲到半山腰，他左臂连中两弹，骨头被击成几截。
彭绍辉的臂骨为粉碎性骨折，送到苏区红军医院时已经感染，只能截去。彭绍辉几乎瞪圆了眼睛，对医生大喊：“我不截肢！”彭德怀与滕代远亲自到医院看望，彭绍辉脸一沉，说：“天王老子来了我也不截！”彭德怀说：“我也不想让你截肢啊！牺牲一条胳膊，你还有另一条胳膊，照样行军打仗！”手术条件简陋无比，截肢用的是锯木头的锯，没有麻药，便用一根麻绳将彭绍辉绑在手术台上，让他再咬住一条湿毛巾。三天后，彭绍辉醒来，望着空空的左臂，号啕大哭！他痛失左臂，而赢得“活关公”的美誉。
出院后，组织上为了照顾彭绍辉，准备安排他去地方工作。彭绍辉当即表示：“我虽没有了左臂，但还有右臂，而且还很年轻，还能同敌人进行战斗。只要反动派不消灭，我就不离开部队，不离开战场！”对他的恳切要求，“洋顾问”李德表示不同意。彭绍辉便去找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周恩来见彭绍辉意志坚定，于是答应了他，并勉励他说：“绍辉同志，你虽然身体残废，却要求再上战场，这种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是可嘉的。好吧，你去继续勇敢地战斗，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彭绍辉又回到了红军的战斗行列，担任了红34师师长。1934年4月，彭绍辉成为闻名全军的“少共国际师”（红15师）师长，并被中革军委授予二等红星奖章。这一年彭绍辉年仅28岁。
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彭绍辉奉命率领第15师掩护红三军团转移。红三军团刚一行动，敌人就追了上来。为阻击敌军，第15师在石城大脑寨一带摆开了战场，彭绍辉和政委萧华亲临前沿阵地指挥战斗，战士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胜利地完成了阻击任务。
遵义会议后，中革军委为了加强主力部队建设，将彭绍辉调至红一军团司令部任教育科长。红军第二次占领遵义后，彭绍辉又被调回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见到他后高兴地说：“你回来了好。可是没有适当的工作岗位，你去搞教导营行不行？”彭绍辉干脆地回答：“好！只要是干革命，什么工作都行。”于是，彭绍辉当了教导营长。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在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当时，四方面军干部缺乏，中央决定从一方面军向四方面军派去一批干部。彭绍辉被派往红四方面军第30军当参谋长。对革命工作从未讲过价钱的彭绍辉，这次却一反常态，找到红三军团政委，说他听说红四方面军有残余的军阀作风，张国焘对党中央不满，不执行中央命令，自己去了怕搞不好工作，因此不愿意去。告诉他，中央是要争取团结四方面军，革命工作需要他去。于是，彭绍辉很快放弃了原来的想法，服从党的安排。到红四方面军后，彭绍辉看到广大指战员生活朴实、紧张，执行命令坚决，作战非常勇敢，他决心把红一方面军参谋工作的好经验带过去，团结好广大指战员，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主动搞好同志关系，将自己一个心爱的望远镜也送给了军长。一个多月以后，部队对他的工作反映很好。
张国焘拒绝接受中央北上方针，扬言要另立中央。彭绍辉听了，心情异常不安。一天晚上，军长和政委都到总部开会去了，他突然接到发来的电报，大意是：关系破裂，望你们迅速赶来，跟中央北上。
彭绍辉知道事态严重，便与一些同志连夜出发，去赶中央红军。那天晚上，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走了三四个小时，在上包座附近，彭绍辉他们被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发现。陈昌浩将他们堵在路上，训斥了一顿，随后，把他们带到红四方面军总部附近的一间房子里住下。彭绍辉一连两夜睡不着觉，在床上写了一封长信，向朱德报告情况，托红九军团一个同志代为转呈。不料，此信竟落到了张国焘手中。张国焘十分恼怒，派人通知彭绍辉去谈话。
彭绍辉从未见过张国焘。他走进屋，看到朱德等很多人在开会，正想给朱德总司令敬礼，不料此时，坐在旁边的一个人蓦地站起来，将彭绍辉劈头盖脸地痛骂了一顿，并严厉责问他见了张（国焘）主席为何不敬礼，为什么反对南下和反对张主席，反对成立新中央。说着，竟然掏出驳壳枪，推上子弹，把枪口顶在彭绍辉的胸膛上。在这紧急时刻，朱德几步赶上，夺过驳壳枪，厉声说道：“同志，这是党内斗争！”那人见朱德下了他的枪，便抡起手给了彭绍辉一个嘴巴。朱德十分气愤：“打人是不对的，这是党内斗争，应该允许同志讲话。”而张国焘则若无其事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朱德又说：“这样谈话怎么行呢？”然后亲切地对彭绍辉说：“你回去吧！”彭绍辉后来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感慨地说：“我的命是朱总司令从枪口下抢下来的。”
不久，一批反对张国焘的红军将领被剥夺了对部队的指挥权，彭绍辉被调到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去当政治科长。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在四川甘孜地区会师。会合后，在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人的斗争和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要求下，张国焘被迫放弃反对党中央的活动，同意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是，彭绍辉又跟随部队第三次爬雪山过草地，重新经受严寒、饥饿和死亡的考验。
8月25日，彭绍辉接到朱德总司令命令，调任红二方面军六军团参谋长。8月26日，彭绍辉骑马出发，于9月6日到达甘肃南部地区的礼县岩湾红六军团驻地，见到了红六军团长陈伯钧、政委王震、政治部主任张子意等。他不顾征程的疲劳，立即投入到进攻礼县、两当、凤县的战斗中去。他根据敌情和军团首长的作战计划，向军团各师交待作战任务，下达战斗命令，亲临前沿侦察敌情，及时作出调整行军和作战部署。
9月14日，红六军团主力由红河镇到达余家坪集结，准备以三天的行程向两当县进发。根据军团的作战和行军计划，彭绍辉部署，以第16师为前卫，第18师为后卫，第17师、模范师、军团直属队、军团卫生部顺序跟进。彭绍辉要求各部队，各级干部在行军中对地形、道路认真仔细侦察。各部队在行军中要息，严密伪装，遵守时间。
◆1936年10月9日，红一方面军接应部队与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图为会宁县城城门。
红六军团先头部队经过三天两夜400多里的急行军，于9月18日赶到两当县城外。拂晓，部队发起攻城战斗，守敌除少数逃脱外，其余全部被歼。随后，红六军团又相继攻占了徽县、成县、康县。由于凤县城防工事坚固和守敌的顽抗，两次攻城都没有成功，红六军团为避免与敌人在不利地区及不利情况下作战，防止遭到敌人前后夹击，为按期实现中央会师西北的计划，决定退出两当、徽县地区，转道渭水，继续北上。
10月7日，红六军团突破敌人封锁线师、军团直属队、模范师为左纵队，向天水方向前进。行军途中，在罗家堡、余家海头坝一带突然遭到敌人袭击。彭绍辉立即组织部队抢占制高点，对敌人的围堵实施反击，指挥军团，机关迅速冲出敌人的封锁。
为迅速摆脱敌人的围堵，争取战略上的主动，红二方面军领导人贺龙、任弼时命令红六军团于10月9日渡过渭水，迅速向红一方面军靠拢。同日，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10月18日，彭绍辉作为红二方面军先头部队代表，在甘肃静宁以北的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县）附近一个叫老君坡的小村落，与前来接应的红一方面军第二师第五团代表会面。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将台堡地区，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完成了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长征胜利结束。
独臂将军彭绍辉先后参加了红一、四、二方面军的长征，历时24个月，长途跋涉数万公里，三次爬雪山、过草地，经历了三个方面军长征的浴血奋战和艰难困苦，亲历了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见证了红军长征胜利的辉煌。像彭绍辉这样亲历三个方面军长征的高级指挥员为数极少，从他的身上也折射出红军长征精神的不朽。
1940年春起，彭绍辉任120师独立第2旅旅长，后兼任晋绥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那时的晋绥根据地，不但形势险恶，生活也极为艰苦，无论军队还是地方，吃穿都成了问题，到了“夏缺单衣冬缺棉，踏脚跑步来御寒，二两黑豆四两糠，土豆南瓜苦菜汤，数月不见油和盐，想吃小米难上难”的地步。但作为一个地区的军事指挥员，彭绍辉更多想到的是党中央。只要搞到一点粮食和钱，就送往120师师部再转往延安。指战员编了一段顺口溜称赞彭绍辉：“一把手”的党性强，革命全局胸中装，教育部队紧肚肠，有粮首先送中央。当得知是“真老乡”彭绍辉不断给延安输送钱粮时，高兴地说：“绍辉同志还是有大局观念的啊！”
1943年3月至1945年秋，彭绍辉任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其间还兼任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分校校长。彭绍辉到校后，深知治军先治校、治校先治严的道理。他亲自主持制订了学校管理教育的规章制度，对违反者绝不迁就，不管什么人违反了纪律，他都坚持原则，铁面无私地进行严厉批评和严肃处理。
学校生活很艰苦，学员们一边学习，一边自己动手搞生产劳动。彭绍辉不但进一步探索学员的生产、生活情况，还和学员一起参加劳动。彭绍辉是独臂，使用工具不方便。为此，他专门请人打制了一把一只手用的锄头。在彭绍辉的带领下，学员们边学习、边生产，每年都能收获6000多担粮食和大批木炭、羊毛、蔬菜等，不但自给有余，还可拿出部分粮、物支援前方。
1945年，彭绍辉因出席“七大”来到延安。开会前夕，听说他到了延安，就邀他见面。彭绍辉闻讯后非常激动，立即前往的住地枣园。见面后，很高兴，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招呼道：“绍辉同志，你是湘潭瓦子坪的人呀！我们是老乡啊。你是个放牛娃出身，我记得我们在老家见过面。”
听到家乡话，彭绍辉感觉到很亲切，忙答道：“主席，是的。我第一次见你，是在1927年1月10日。那时候，你回到韶山考察农动。”
见彭绍辉提到早年的事情，很高兴：“呵呵，绍辉同志，你咋有这么好的记性？” 彭绍辉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主席，那时候能见到你不容易。这样的好日子咋能记不住？再说，主席，不瞒你说，我有个习惯，每天都记日记。”
用欣赏的目光注视着自己的老乡：“你这个习惯好，将来革命成功后，你这些日记本都要献给新中国。”
◆1945年，彭绍辉出席抗大七分校欢送调赴东北的干部合影，前排左四为彭绍辉。
接着问了抗大分校的一些情况，彭绍辉详尽地作了汇报。讲到该校是陕甘宁晋绥、晋察冀和太行3个单位抽人组建起来的，编为3个大队，共有3000多人，教职员工700余人。风趣地笑着说，孔夫子是“弟子三千，七十二贤人”呐！你比孔夫子还高明啊！接着问，学校是怎么办起来的？
彭绍辉回答：领了30万边区银行的票子，1000把锄头、2000把镰刀，开赴豹子川、平定川、大风川扎下营来，就这样学校就办了起来。响应主席的号召：组织起来，自己动手，开荒生产，丰衣足食，积蓄力量，准备胜利。
笑了，说：我这几句话成了你们的办校方针啦！彭绍辉说：是啊！我们上的第一课是搭茅棚；第二课是挖窑洞；第三课是开荒；第四课是播种、修理房屋。进一步细问道：你们哪里来的木料呀？彭绍辉说：那里是原始森林，树木很多。主席，可惜您没时间去看看，青山绿水，夜晚还有狼呀！
彭绍辉继续汇报：第五课是组织起来生产，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第六课是锄草；第七课，秋收。现在已开荒七八千亩。听到这里插话问道：你们这么多的地是怎么开的？彭绍辉说：把茅草烧掉，然后就开荒。风趣地说：你还是刀耕火种啊！秋收以后搞些什么呀！
彭绍辉回答道：秋收以后，也就是第八课，准备烧木炭，自己挖土窑，砍伐干木头，门火烧出来就成木炭，准备过冬；第九课就是冬季练兵。
彭绍辉详尽作了回答。满意地点点头，又关心地问修了多少窑洞？彭绍辉回答有千把个上下。又问桌椅板凳是怎么搞出来的？他告诉，七分校有个副校长是木工出身，他把木工组织起来做。接着彭绍辉还讲到开了3个铁工厂，在陇东一带收集破钢烂铁，组织了些会打铁的，打了几千把锄头、镰刀；那里还有油漆树，自己做木器，涂上油漆，又结实又美观。
听后，十分满意地夸道，你这个学校真是个好学校，又挖窑洞，又开荒，还有铁匠铺，七十二行的状元都被你拉过去了。你那里还有什么？
彭绍辉答，还有很多基层干部，最大的不超过25岁，最小的十五六岁，大多数是20岁左右。听后赞扬说，这些年轻人经过教育和锻炼后，力量大得很哪！战争时用起来，就是一支强大的生力军啊！你们办校最主要的要抓好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这两门课，这两门课不及格，其他一切都等于零。
“七大”召开前夕，在百忙之中抽空接见来自基层部队的彭绍辉，并且饶有兴趣地详细交谈，足见对他这个“真老乡”的亲切和重视程度。彭绍辉将这次谈话详细地记在日记中，向指战员进行了传达，成为激励自己和鼓舞部队的宝贵精神财富。
1946年5月，彭绍辉调任晋绥吕梁军区代司令员。1948年夏起任西北野战军第七纵队司令员。
在彭绍辉的革命生涯中，曾有较长时间从事军事院校领导工作，有“将军校长”之称。新中国成立后，彭绍辉先后担任了陆军第7军军长，第一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党委书记，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条令部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兼战术研究部部长等职，为我军的教育训练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
1954年10月，彭绍辉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副总参谋长。1955年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69年8月再次任中国人民副总参谋长，并当选为第九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彭绍辉指导了编制、装备、侦察、防化、气象和民兵等一系列工作。
他一贯主张：“既然是军队，就要训练；要训练好，就必须有遵循，就要有条令、教范、教材。”他积极组织总结、交流我军的作战和训练经验，介绍外军的有益经验，亲自领导编辑了四个野战军的《战术资料汇集》。特别是提出要编写我军自己的条令以后，他在军委副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全力以赴地主持编写工作，逐字逐句地推敲修改，先后编写了几十万字的条令。其中有《诸军兵种合成军队作战条令》《军、师合成军》《军语》《内务》《纪律》《队列》等等。
“文革”期间，彭绍辉同、反革命集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大刮夺权风的时候，彭绍辉公开表态：军事领导机关不能夺权，不能冲击。当一伙企图将假党员等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他头上并对他进行审核检查逼供时，彭绍辉说：“凡没有的事情，压力再大也不会承认。”当反党集团大搞军事训练取消主义、大砍军事院校和训练机构时，彭绍辉明确说反对。
彭绍辉被批斗，工作靠边站。这时，想起了这位当年的“小老乡”，曾问：“彭绍辉在哪里？他是贫农出身，抬过轿子，是一位好同志嘛！不要斗他了。”的一句话，保护了逆境中的彭绍辉，使他得以“解放”。彭绍辉在自己恢复工作之后，还尽力保护其他老干部。当有些同志被诬陷，受审查，甚至被说成是“叛徒”、“特务”时，只要彭绍辉知道是冤案的，他就主动写证明材料，说明事实真相。当这些同志还在被隔离、关押时，他多次冒险前去探望。有人为此贴出题为《彭绍辉探监》的大字报，他理直气壮地说：“我知道这样做他们会给我贴大字报。有线年国庆节，在城楼上接见来自全国各条战线的模范。身着戎装的独臂将军彭绍辉走到面前，向他敬了一个军礼。笑容满面，亲切地握着他的手说：“你是我的真老乡啊，是瓦子坪的，是个看牛娃！”
。1974年9月，副总参谋长彭绍辉主持召开民兵训练工作业务座谈会，王洪文、看到会上没有推广他们炮制的“上海经验”，没有宣传“民兵指挥部”，便大肆叫嚷会议“不抓路线，方向错了”。他们为抢班夺权，大搞所谓“第二武装”，要求各地成立“民兵指挥部”，企图与人武部抗衡。彭绍辉根本不理睬这一套，当着他们的面，向军委、两位副主席提出加强“三结合”（即野战军、地方军、民兵）武装力量体制的正确意见。这给了“”很大的难堪。随即在唐山召开的民兵通讯分队组训工作经验交流会上，彭绍辉明白准确地提出：要在会议所有文件、讲话和典型材料中，把“民兵指挥部”的字样全部删掉。他还大力宣传“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的好处，并尖锐地指出：“这是领导权问题。”翌年，彭绍辉带病到一些地方调查民兵工作。回到北京后，他在向递交的报告中提出“还是人民武装部好”，反对搞“民兵指挥部”。彭绍辉顶着压力，以坚强的党性据理力争，维护了国家武装力量的正常秩序。
1976年清明节前后，一阵阵政治寒流比三九天的风雪还要刺骨。有的老同志问彭绍辉：“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呀？你是中央委员，总了解一些情况吧？”彭绍辉说：“我虽然是个中央委员，知道的并不比你多。但有一条我明白，我是中央委员，将来选举时，我这一票投谁不投谁，我心里是清楚的。”彭绍辉胸有成竹，“军队里的老同志总是要革命的。你想嘛，你我这些老同志能压下这口气吗？叶帅、聂帅、徐帅、等这些老首长，能让他们闹下去吗？总有一天会爆发的。”几个月后，“”被粉碎了，彭绍辉感到极为振奋，为党和国家在灾难中得到挽救而无比高兴。
彭绍辉在人民的军队里整整奋战了半个世纪，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他原有文化程度很低，但经刻苦钻研，提高很快。他长时间坚持学习马列和著作，直至晚年，依然如此。
彭绍辉也很重视学习军事理论和科学技术，他常说：“世界上军事科学技术持续不断的发展，新技术不断出现，不学习怎么行啊！”为了适应我军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彭绍辉勤奋学习现代军事科学技术及军兵种知识，认真研究现代战争的特点。此外，他还系统研究了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研究戴高乐将军等欧美政治家、军事家的传略以及孙子兵法等我国的军事典籍和战例。凡是他读过的书，他不仅划标记、做眉批，还写读书笔记，重视积累资料。在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中，彭绍辉养成了写日记的好习惯。不论走到哪里，他总要把日记本带上，即使在长征路上也不例外。至今保留下来的日记、笔记共计200余本。《彭绍辉日记》2005年1月由军事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1970年，在一次例行体检时，医生发现彭绍辉患有主动脉瘤。由于瘤子已经很大，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医生嘱咐他一定要注意，弯腰、起身也不能用力。而彭绍辉却处之泰然，乐观向上，照常坚持工作。他幽默地说：“我身上有定时炸弹，不知何时爆炸，趁没爆炸的时间多干点儿。”
1978年4月25日，彭绍辉终因动脉瘤爆裂不幸逝世，那单臂抒写的血色日记停留在他永恒的72岁。、、、罗瑞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前往医院向彭绍辉同志的遗体告别。副主席主持追悼会，副总参谋长杨勇致悼词说：“彭绍辉同志是中国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优秀指挥员。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彭绍辉同志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彭绍辉同志的逝世是我党我军的一大损失，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战友、老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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